唐末五代以前，雕版印刷技术尚未成熟，我国的书籍主要依靠人工用笔墨手抄完成。这类依靠手工抄录的书籍，被称为“写本书”。宋代学者沈括在其著作《梦溪笔谈·技艺》中记载：“版印书籍，唐人尚未盛为之。”从图书的生成与传播方式来看，我们将先秦至唐末这段时间称作“写本时代”——想要复制多个版本并在社会上流通，只能借助手工抄录。《旧唐书》由五代后晋官方编纂，其中《经籍志》是一篇记录图书的目录，著录了先秦至唐代的部分典籍。该志篇尾特别记述开元年间，国家四部藏书库共有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，全是用益州麻纸手抄而成的；收藏于集贤殿的御书，书轴以钿白牙装饰，史书库书轴采用钿青牙，子部书库书轴雕刻紫檀，集部书库书轴则是绿牙——以此来区分不同的类别。这些书籍都是纸质行楷的“写本书”。
如此庞大的书籍数量，由谁来抄写呢？是由“书佣”负责的。他们大多是社会上贫穷但识字的底层民众，受雇于官府、私人、寺观或书商等机构抄书，以此获取生活所需。由于需求很大，很多人每日受雇抄书，因此逐渐形成了“佣书业”。这种依靠手写方式生产与复制书籍的行业，始于汉代，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达到鼎盛，最终在五代时期衰落。
理论上，自从图书出现后，传抄者便随之产生。先秦诸子的著作以及《离骚》《史记》等经典，都是通过手抄方式传播的。西汉武帝时期，“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”（引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这里的“写书”即指为政府抄书以换取酬劳；成帝时，刘向、刘歆父子整理上万卷政府藏书，雇佣人缮写，这些缮写的人就是佣书者。
关于佣书业，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有明确记载：“超与母随至洛阳。家贫，常为官佣书以供养。久劳苦，尝辍业投笔曰：‘大丈夫无它智略，犹当效傅介子、张骞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笔研间乎？’左右皆笑之。”“左右”即指与班超一同为官佣书的人，“投笔从戎”的故事便由此而来。这是正史中关于佣书的最早记录。东汉侯瑾的《皇德传》又记载：盖晋，敦煌人，“贫为官书，得钱足供而已。”“为官书”即是官府雇佣抄书。
到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，佣书业发展至鼎盛。据《三国志·吴书·阚泽传》记载：阚泽，会稽山阴人，世代务农，但喜爱读书，“居贫无资，常为人佣书”。班超、盖晋是“为官佣书”，由官府出资，雇佣人抄写；而阚泽“为人佣书”，则是私人支付报酬，雇佣人抄书。由此可见，此时佣书业已不再局限于官府，而是扩展至整个社会。从“写本书”的出现到“佣书业”的兴盛，是图书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。（陈德弟）
